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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热”哈佛
2016-05-18 18:26  

中国哲学“热”哈佛

2015/7/6 14:00:28 阅读次数:97

陈广琛

转自《人民日报》2015070507版:国际副刊

近年来,“国学”在国内持续勃兴,逐渐成为一个从民间到官方都颇为关注的题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哈佛大学也出现类似热潮:通选课“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连续几年成为热门,2013年和2014年更是在6700多名本科生中吸引近700位学生选修,在人数上可与计算机、经济学等传统热门课程比肩。这门课程每周开讲两次,在哈佛校园最大的礼堂桑德斯剧院举行,700多位学生坐满第一层与夹层的座位,有些同学则坐到第二层,专心聆听,记录笔记,场面甚为壮观。

“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由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迈克尔·普鸣教授主讲,首先概括介绍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然后以每周一位思想家的进度讲授孔子、墨子、孟子、老子、管子、庄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的学说,最后以对秦国统一六国的讨论作结。然而,中国古典经史子集所使用的语言颇为艰深,连中国学生也需要古汉语知识的积淀才能读透,这样的课程又为何能在异国学子间获得如此大的关注度?

通识教育与中国哲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讲起。在20世纪初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洛威尔曾说,“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既能博雅,又有所专攻。”如果说本科生的专业课是其所专攻的话,那么通识教育则属于博雅的范畴。所谓“专攻”,即要求学生对知识的追求采取一种非功利性、纯粹而独立的态度;而通识教育则更注重引导学生建立一种健全的伦理观,将独立纯粹的知识与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哈佛的通识教育正是依照这种精神来设计的。

“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便是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自然延伸与发展。这门课采用英文教学,阅读的中国典籍也是英文翻译,学生们并不需具备任何专业背景知识。它并不以培养中国哲学专家为目的,也不要求学生成为伦理学家、政治家。哈佛的通识教育课程选择多样,这门有关中国哲学的课程便是其中之一。但中国古典哲学智慧独有的特点,使得它尤其符合通识教育的理想——课程关注的是普遍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和个人修养问题,是超越具体学科专业的、每一个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也正印证了这个理想——真正的君子并非实现某种功利目的的工具,而始终保持着人所天生具有的、未被定义的潜能。事实上,孔子的这句话也颇受学生们推崇,屡屡在论文中被引用。

另一方面,哈佛大学本身就拥有悠久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哈佛大学的汉学图书馆,在20世纪初期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同步收藏中国出版物,其收藏之丰富与全面,举世闻名。中国老一辈人文学者中,包括陈寅恪、胡适、林语堂、汤用彤、吴宓、赵元任、梅光迪等,都曾在这里求学或讲学,从而为哈佛大学在中国文学与哲学研究领域,潜移默化地奠定了底蕴。

有趣的是,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梅光迪、林语堂这几位鼎鼎大名的现代中国学者,皆受业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大师白璧德,而非入读专门的哲学系。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在哈佛的中国学者,皆有志于沟通中西文化。而陈寅恪、赵元任又在著名的“清华四大导师”中占据两个席位,赵元任的长女赵如兰女士,也曾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音乐。林语堂更是在英语世界推广中华文化当仁不让的杰出学者。当代学者杜维明也曾长期在哈佛大学讲授儒家哲学,除培养专业研究生之外,也在广大非专业学生中推广中国哲学,传播中国古典智慧,还组建了一个被称为“波士顿儒家”的学术团体。哈佛大学的人文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版图长远而紧密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传统思想的异国奇遇

同样的国学经典,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教育体制中会获得不同的反响。笔者有幸连续两年担任该课助教,前后指导过70多位美国学生,借此机会也得以了解毫无中国文化背景的美国青年是如何认识、评价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例如,在毫无文化经验与历史背景积累的情况下,以孔孟学说、儒家礼教为例:它们带给学生们的最初感受,既没有在两千年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积累的权威与正统意味,也不具有鲁迅先生笔下“吃人”的可怕印象。在他们看来,所谓“儒家思想”不过是一套平易近人的日常道理而已。但经过系统学习,学生们渐渐体会到,儒家思想其实是无比深刻而珍贵的人生经验,也是伦理智慧的总结。

在课堂讨论中,普鸣会要求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诸子学说谈谈理解,并与其他思想家进行比较。在这种讨论里,学生们往往展示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倾向:儒、道、墨、法的派系性差异,被他们转化为对具体伦理问题处理方式的区别。例如,为何荀子告诫我们要不断学习,庄子却鼓励我们善于忘记?为何在众多才华横溢的门徒之中,孔子偏偏最喜欢朴实守拙的颜回?为何庄子喜欢嘲笑孔子,却对孔子的爱徒颜回情有独钟?个人的修养与国家的治理、私德与公德,为何会有紧密的关系,并且是何种关系?平等原则与优胜劣汰原则,哪个更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这些都是同学们热烈讨论的题目。

学生们的想法各异,答案也五花八门。教师并不提供明确导向,同学们也乐于无拘无束,不囿于成见,常常能提出新鲜的见解。不少同学采取对比的形式,比较各家短长,甚至比较东西方思想的差异。例如,通过学习,一些学生认识到绝大部分现代国家制度的根基类似于法家学说,所以孔孟之道对他们的启发和冲击尤其明显。同学们经常会进而批判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有趣的是,他们所借鉴取法的往往是孔孟学说,而非法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道家思想是学生们感到最难理解的,至于《老子》一书,对很多人来讲则犹如天书。道家文化所特有的无为与守拙的处世态度,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校园里,新奇之余更显格格不入。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家原则的普遍性,更衬托出儒家、道家作为我国思想遗产的独特性,在美国文化氛围中,反而对学生们具有更多可资借鉴与学习之处。

中国的国学经典在哈佛大学获得如此广泛的受众,并非学校要求,而是学生们的自由选择,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魅力。

笔者还记得,普鸣在学期肇始即宣布,“这门课将改变你们的生活。”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古代伦理与政治理论”既吸引了文科生,又吸引了许多平时不会选修文科课程的理工科学生,这也很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甚至唯一一次如此集中、长时间地思考、讨论政治、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专业问题,从思维方式与学习效果而言,皆与经济学、计算机等实用性课程有着质的差异。当学生们离开校园开始工作之后,也许没有谁会成为中国先秦学派的信徒,也许有些人只学会了庄子关于遗忘的教导,而不再记得谁是墨子,谁是荀子。但是,这种对于伦理、政治和个人修养的开放而深入的讨论,以及中国哲学思想曾经给予他们心灵的启发和冲击,将会对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发挥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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