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首页 | 部门概况 | 师资队伍 | 教研机构 | 党建园地 | 教学工作 | 科研工作 | 管理制度 | 经典文献 | 师生论坛 
当前位置: 首页>>师生论坛>>学苑论衡>>正文
中国的四次台湾问题
2016-05-18 18:22  

中国的四次台湾问题

2015/6/23 17:19:16 阅读次数:139

孙 力

原题:台海两岸分合历史之反思,发表在《史学集刊》2003年第02期,发表时,文字略作改动

摘 要17世纪以后,国内鼎革、国际较量酿成台海两岸四次分合。台湾所具特出的地缘战略价值,于外于内尤为17世纪以后的人们所重。外国殖民势力与国内敌对势力占据台湾、造成台海两岸分离之几番得手,盖与中国几度出现盛衰治乱交替、外有列强侵逼的情势分不开。决定台湾安危之根本因素非在“防”也,而在国家之强大兴盛与政通人和也。在台海两岸分合过程所引发的问题中,有的业已解决,有的却积重难返。在旧时政权残余力量作为新兴政权的敌对势力据台以与大陆争正统的情形下,台海两岸走向统一之路更为曲折。

关键词台湾 台海两岸 分合 地缘战略价值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在17世纪以前,中国官民经略斯土逾千年,迄无梗阻。自17世纪以后,国内鼎革、国际较量不啻风雷激荡,迭次冲击中央政府对台湾的主权之正常行使,以致酿成台海两岸几分几合的历史性变故。先是荷兰、西班牙殖民势力分别于明朝天启4年(1624年)和6年侵入台湾,而荷兰人又于崇祯15年(1642年)击败西班牙人,独自霸占台湾,直至清朝顺治18年末(1662年初)为南明“招讨大将军延平郡王”郑成功所驱逐。[1]此乃台海两岸之第一次分合,由分而合凡38年。然郑成功收复台湾未几即薨,其子郑经嗣位,遥奉明朔,旋以台湾为基地多次用兵反攻大陆沿海地区,为清军所败后又完全退守台湾与清廷对峙。随着清朝全国性政权的确定,郑氏集团遂成地方割据势力,加之内讧、腐败,在清廷政治瓦解、军事威逼之下,郑经之子郑克塽于康熙22年(1683年)率众归顺清朝。此次台海两岸分合若从郑经嗣位算起,其间亦有20年。由此又过两个世纪,垂涎台湾已久的日本乘列强蜂起侵华、清朝国势衰微之机,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打败清朝,于光绪21年(1895年)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强行割占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在台湾实行总督专制的殖民统治,直至民国34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其战败而将台湾归还中国。此乃台海两岸之第三次分合,由分而合长达50年之久。此次台湾回归,适逢百余年来的中国革命臻于胜利前夕,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悍然发动旨在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建立一党专政的内战,终为全国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于1949年推翻业已沦为“蒋家王朝”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集团遁踞台湾,继续依仗美国的支持与新中国政府对抗,遂将台海两岸推入第四次分合的历史火浴。

许多历史性变故往往起于细微而未被人们觉察之处。早在明朝万历18年(1590年),当泛海往返于澳门与欧洲的葡萄牙人第一次从船上眺望台湾岛而不禁喊出“Ilha Formosa”之时,[2]有谁能料到殖民势力的饕餮之涎竟使这个“美丽岛”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两度蒙受外族奴役的屈辱?时至清朝顺治18年(1661年),当矢志灭清复明的郑成功感到仅以金门和厦门为依托抗清无望、遂于厦门决计“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之时,[3]又有谁能看出这是台湾在后来同样漫长的岁月两度陷入中原鼎祚沦移之后新兴政权与国内敌对势力的斗争旋涡的滥觞?只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世运沧桑之后,这种历史性变故的态势才显示出其清晰的轮廓,表现出其内在的规律。

(一)

与大陆一苇可通的台湾素为“南洋门户,七省藩篱”之海防重地,所具特出的地缘战略价值,于外于内尤为17世纪以后的人们所重。于外而言,“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尤其是台湾海峡,不仅是连接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上交通要道,而且“从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州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从这里通过。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一般也经过这里。”[4]早在康熙帝统一台湾之初,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即认识到,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红毛无时不在贪涎,亦必乘隙以图。……若得此数千里之膏腴,必倡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5]晚清闽抚丁日昌鉴于列强觊觎台湾之心日增,痛切指出:“台湾洋面居闽粤浙三界之中,为泰西兵船所必经之地,与日本、吕宋鼎足而立。彼族之所眈眈虎视者,亦以为据此要害,北可以扼津沽之咽喉,南可以拊闽粤之脊膂。”[6]而在丁氏稍前,美国东方舰队司令贝理经过实地考察台湾,亦谓“该岛直接地面对着中国的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在该岛驻泊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些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入口”。[7]时至20世纪中叶,美国驻日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更是把台湾视为遏制新中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基地”,[8]此论深远影响于后来的美国对华战略。于内而言,台湾与大陆有海峡相隔,孤悬大洋,易守难攻,在历史上不惟是逃军流民谋生之去所,尤其是国内敌对势力于穷途末路之际借以喘息蓄势的理想之地。明季海盗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在日本谋反事泄,于“皇皇无所之”之际,即想到“台湾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9]遂遁岛上,招集饥民从事垦殖与海上剽掠,颉颃官军,一度使明廷疲于征剿。而清初郑成功之收复台湾以作抗清基地,亦是看重“台湾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横绝大海,足以与中国抗衡。……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饷兵,进战退守,无逾于此”。[10]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台湾初为殖民势力所占是在明季,而收复台湾者则是苦撑明朝倾厦之最后一角的郑氏集团;郑氏集团既得台湾,旋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割据台湾、与入主中原的满清相抗衡,惟反清复明者终为清所降伏。而在晚清及民国末年,如出同一脚本的历史活剧次第重演,只是角色有所改变:殖民势力由日本代替荷兰,郑氏集团变成蒋介石集团,而“反清复明”的宗旨则代之以“反共复国”的旗号。然则外国殖民势力与国内敌对势力占据台湾、造成台海两岸分离之几番得手,盖与中国几度出现盛衰治乱交替、外有列强侵逼的情势分不开。

17世纪初,中国正由明朝的盛世转向衰落,明朝统治深陷两大危机之中而风雨飘摇:一是由土地兼并引发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二是自东北崛起的满族势力虎视中原。两者均属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的社会危机,终于演化成又一轮封建王朝的更迭。满清代明,其兴也浡焉,但在入主中原初期,又必以主要精力消弭反抗、反叛及分裂活动,由乱及治历时达数十年之久。当此国内处于封建势力龙争虎斗之际,凭借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西方殖民势力却以凌厉的态势鹰瞵中国:一方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在渗入印度及东南亚的同时,从海洋爬上中国东南海疆;另一方面,沙俄哥萨克的铁蹄踏过辽阔而寒冷的西伯利亚窜犯中国北部陆疆。中国开始遭遇殖民侵袭并已处于殖民势力的钳形包围中,但其内部却因陷入争夺正朔的厮杀而一无所察。恰在国家内忧外患并至期间,台湾先是被殖民势力占为通向大陆腹地的跳板,继而又被国内新兴政权的敌对势力据为蓄势反扑的基地,它的地缘战略价值骤然凸现于乱世之中。随着康乾盛世降临,台海两岸重归统一,共享中华大一统局面200余年,而台湾自光绪11年(1885年)建省以后迅速走上近代化进程。

然自晚清以降的近世百余年间,积弱积贫的中国出现列强环逼、鼎革频仍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台海两岸之统一再次受到乱世的震荡,首先依然是殖民势力入侵所引起的震荡。在19世纪后60年,英法美日诸国无不垂涎台湾,其中尤以日本为甚。自70年代始,中国发生列强侵逼边疆的危机,清廷因国力虚弱而穷于应付,日本则假明治维新之势“开疆拓土”,而台湾是其扩张的首选目标之一。同治10年(1871年)适有琉球船民漂至台湾遇害,日本立即利用这一事件,先是于翌年强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为吞并琉球和“征台”制造口实;尔后又于同治13年(1874年)打着“保民”的旗号出兵犯台,后来虽为清军逼退,但得以利用清廷的懵懂和虚弱,于光绪5年(1879年)吞并琉球,从而扫清侵台前沿。在随后开始的列强“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中[11],日本经过20余年的准备,终于通过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夺得台湾。日本据台半个世纪,所收经济资源之利自不待言,所得地缘战略之便尤难估量;后者在其推行“南进”政策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谋求“大东亚共荣圈”霸权的扩张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中国则经历着一次比一次激烈的革命风暴的洗礼,各派民族革命力量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直至抗日战争的整合达到空前凝聚,并联合国际反法西斯力量驱逐日寇、取得民族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台湾亦在民族革命的凯歌行进中回归祖国。

彼时的中国又走到由乱及治的历史关口,而闯过关口的进程却受到内外两股逆流的掣肘:蒋介石集团凭借执政地位及军力财力优势,拒绝昔日与之并肩御侮的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为推行其一党专政而发动全面内战;美国出于冷战需要,为蒋介石集团打内战提供“经援”与“军援”。历史的逻辑促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同两股逆流作殊死搏斗。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国一切旧有秩序荡然无存,蒋介石集团把持的南京政府如鸟兽散,其部分军政人员徙倚广州未几,遁往台湾。本来,在新中国建立最初的8个多月里,解放军攻克台湾的作战如箭在弦;美国政府由于援蒋反共政策失败而拟从中国“脱身”,对华暂取“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政策;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犹如西风落叶,甚或有在国外建立“流亡政府”之念。但这一切都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骤然改变:美国政府公然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条款》之法律规定于不顾,公开抛出由其酝酿多年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台湾未来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12]这便注定台湾以其特出的地缘战略价值不但成为国内敌对势力偏安、蓄势之所,更是国际反华势力制华乱华所惯打之“牌”。

(二)

自17世纪以后,台海两岸之分合竟成了中国统一道路上屡次出现的问题,个中教训耐人寻味。台湾作为“南洋门户,七省藩篱”,一直成为国内外各方兵家必争之地,此亦情势所然。惟其如此,故有晚清于草创海军之初着力加强台防之举。但决定台湾安危之根本因素非在“防”也,而在国家之强大兴盛与政通人和也。光绪年间,清廷因日本犯台之鉴而兴建北洋、福建、南洋三支新式海军,“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13]其势一时可谓东亚之冠;台湾也因建设海防而步入近代化发展轨道。惟甲午一役,非但折兵,且又赔款割地,何耶?实则落后腐朽所致。明季台湾陷入“红毛”之手,其症亦然。民国末年,历经八年合作抗日的国共两党在抗战甫胜之际,本应继续携手共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此亦共产党及全国民众所愿。但蒋介石集团必欲独裁,且以发动内战逞其独夫之威。及至败绩,遁踞台湾,妄做“反共复国”之梦;又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挟洋自重,徒使台海两岸同胞备尝分离之痛。同是炎黄子孙,因政治斗争失和以至兵戎相见、进而分裂国家,这同清初郑氏集团割据台湾以图“反清复明”之鉴何其相似乃尔!但台海两岸分合过程所引发的问题还不止此。

明季荷兰同西班牙逐鹿台湾并在取胜后独占台湾,使中国对台主权问题以及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问题凸现出来。前一个问题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已从法理上得以解决。据载,郑成功率军登陆台湾于攻克赤嵌城后即向退守热兰遮的荷兰人申明:“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14]顺治18年末,郑、荷双方代表各持写有本国文字的媾和条约在大员市镇税务所签字换文,双方条约文本的第二条均规定,荷方将热兰遮城和城外工事、武器、现款以及全部商品“都要交给”郑方。[15]此乃近代国际条约对台湾归属中国之第一次法律规定,亦为郑成功有贡献于华夏民族之最大者。但郑成功在其有生之年未及考虑失而复得的台湾对国家安全之战略意义所在,这一问题惟在台海两岸经历第二次分合之后渐为清廷所重。有清一代曾就台防问题发生两次激烈廷争。一次是在台湾归清之初君臣展开的“弃留”之争,施琅及闽督姚启圣针对朝臣中所谓“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之议,[16]力主留守而不可弃,从而促成康熙决计设治台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常川驻兵台澎,此举之于巩固中国东南海疆所关甚大。另一次是在晚清光绪初年疆吏酝酿的“建省”之议,丁日昌、左宗棠等督抚大臣鉴于日法等国接连犯台以及列强蚕食东南海疆之危局,渐有台湾“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之识,[17]为求开辟台疆、强固台防,几议提升对台治权,最终促使清廷作出台湾建省分治的决策。台湾自建省后,全面推行旨在筹防攘外的自强新政,台防建设不仅带动社会经济迅速走向近代化,而且对当时日本企图在钓鱼岛建立“国标”、窃占台湾东北属岛的侵略活动起到威慑作用。

然而,由日本割台而引起的台海两岸第三次分合却又生出许多祸及后世的问题。荦荦大端,一是殖民化影响的问题。日本割台半个世纪,基于台湾的民族、民情、文化均与其本土迥异其趣,从具体立法到行使统治都将台湾作为殖民地对待,强力推行旨在泯灭台湾民众民族特性的“皇道主义”教化和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同化的政策,在台湾培养起一批效忠日本的“皇民”。及至台湾光复,岛内原以日本“皇民”为荣者虽趋零落,但其奴化思想尚有载体。20世纪90年代,主政台湾的李登辉即对自己“接受完整的日本教育”的殖民时代心存怀恋,甚至自视“22岁以前是日本人”,[18]此亦足见日本殖民奴役之效。二是“台独”问题。早在日本割台之初,丘逢甲等台湾绅民为拒日保台,“改台湾为民主国,建元永清”,公推台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并檄告中外:“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立为国,感念旧恩,仍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19]台湾民主国之为台湾绅民基于民族大义而拒日保台的权变产物,在当时不无号令群众开展反割台斗争之功效,但其勃兴不足半年,且非真正脱离大陆而独立,故不属于分裂国家的范畴。然至日本投降前后,日本驻台少壮军人为抗拒中国政府接收台湾,纠集台籍亲日士绅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此为“台独”之始。尽管参与此次“台独”事件的台籍士绅在台湾光复后均被判以“阴谋窃据国土”罪,但形形色色的“台独”组织及活动以日本为基地渐成声势,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将重心转至美国,至80年代后期又汇聚台湾岛内,恣意毒化台海两岸关系。“台独”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一个分离主义怪胎,不惟是障碍中华民族走向统一与强盛的绊脚石,且已变成国际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诸种工具之一。三是钓鱼列岛问题。位于台湾东北的钓鱼列岛本是台湾属岛,惟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三个月、亦即甲午战争至清朝败局已定之际为日本所占,划归冲绳县管辖。日本此举实为侵台行动的一部分,故而在其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按照《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之规定,将其窃取于中国的东北以及包括钓鱼列岛在内的台澎地区一并归还中国。然至中国政府接受台湾时,日本未将钓鱼列岛列入所应归还领土的图册。非但如此,在美日等国于1951年签订的排斥中国参加的《旧金山和约》中,日本竟将冲绳连同钓鱼列岛交由美国托管;及至1971年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钓鱼列岛又被划入“归还区域”而交给日本。美日私相授受之举随即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同时引发海内外华人波澜壮阔的“保钓运动”。但钓鱼列岛的主权问题在中日间一直悬而未决,且已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借以仇华反华、干扰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本来,日本割台所生出的此类问题完全可以在中国收复台湾以后逐步加以解决,而且在台湾光复之初,国际环境亦有利于诸如钓鱼列岛问题的解决。惟蒋介石集团在反共反人民内战失败后遁踞台湾、造成台海两岸陷入更长时间的分合过程,致使此类问题积重难返,且与其间发生的外国势力阻挠台海两岸统一、企图利用台湾遏制和演变大陆等问题相互交织,不时搅得台海局势云谲波诡、扑朔迷离。

(三)

以史观之,导致台海两岸陷入分合过程的直接因素或是外国殖民势力的入侵,或是国内旧时政权残余力量的割据。在台海两岸因外国殖民势力入侵而出现分离的情形下,统一问题恰巧都是由国内旧时政权于垂亡之际解决的,而且解决的方式无一不是完全施以武力。但在统一问题解决后,旧时政权残余力量旋又作为新兴政权的敌对势力据台以与大陆争正统,从而导致台海两岸新的分离。在此情形下,新兴政权理所当然地成为解决统一问题的主体,然走向统一之路更为曲折。

首先是统一进程往往受到国内国际不确定因素的掣肘。新兴政权于定鼎中原之后,必倾全力肃清溃散于陆海各处的旧时政权残余力量,从而实现国家新的统一。但此过程又必以巩固政权、稳定社会为急务,因而在实现国家统一的步骤上有先有后。概而言之,中国主体在大陆、重心在中原;中原不稳则大陆乱,大陆乱则中国分。故而欲合中国者必先稳中原、合大陆,而后合徼外四海。但事实上,新兴政权以此步骤推进国家的统一,未尝不受制于国内外时局之白云苍狗。满清入主中原,以其充满血腥的虎狼之师卷甲长驱大江南北,逐次削平大陆各方抗清武装及南明政权。时至康熙初年,本应乘势进剿昧于“旧邦新命”而割据台湾、抗衡大陆的郑氏集团,然有平西王吴三桂等“三藩”割据南方数省,势成尾大不掉,危害国家统一。康熙12年(1673年),深谙“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之理的康熙帝决计“撤藩”,[20]从而引发历时八年的平定“三藩”战争。直至战争结束当年,康熙帝始作出“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的决策,[21]且于第三年统一台湾。而至新中国立国之初,解放大军挟犁庭扫闾之剩勇追击穷寇不啻风卷残云,仅半年余便将蒋介石集团残余力量赶出大陆,且已攻占海南、舟山等沿海岛屿,锋芒直指台湾。不料朝鲜战争突发,久欲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美国趁机派军阻止台海两岸统一。及至朝鲜停战,美国又与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致使台海两岸长期紧张对峙。

其二是统一事业时有分离主义势力居间作祟。大凡旧时政权残余力量自大陆遁踞台湾,在其第一代尚存反攻大陆、复辟旧朔之志;自其第二、三代始,渐因政治理想破灭而起分离分立之念,甚或为遂一己之政治野心而罔顾民族利益,不惜分裂国家。郑氏集团割据台湾20年,在郑成功时坚守台湾是“中国之土地”的立场,不易以台湾为抗清复明“根本之地”的初衷。然自郑经以后,在事关台湾谁属的重大问题上萌生异志。康熙元年(1662年),适逢郑经嗣位之初,靖南王耿继茂等遣使赴台和议,郑经非但不从,反以“议照朝鲜事例”答复来使,[22]且在以后历次与清廷的和议中均持此一立场,其理由竟是“朝鲜亦箕子之后,士各有志,未可相强”。[23]康熙21年,郑经已死年余,其内部甫经诸子争位相残以致分崩离析,而清廷君臣“同心底定海疆”之志弥坚,[24]进取台湾在即。郑军主帅刘国轩差使向闽省督抚“输诚”,却提出“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云云,[25]继续坚持分裂国家的立场。无独有偶,蒋介石集团遁踞台湾,在蒋氏父子两代虽有蓄势“反攻大陆、复兴党国”之心,但坚持以所谓“代表全中国”的“法统地位”诉求“统一”及“一个中国”原则。惟李登辉主政后,逐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先是以“一国两府”、“中华民国在台湾”阻挠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继而内联“台独”势力、外通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乃至“台湾独立”。分离主义势力阻遏台海两岸统一,必使两岸对峙呈现白热化态势。康熙22年,康熙帝闻奏刘国轩“输诚”所提条件,迅即发出“台湾贼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之谕,且指示闽省督抚“倘机有可乘,可令提督即遵前旨进兵”。[26]遂有当年施琅统军2万克取澎湖、兵逼台湾之举。[27]同样,20世纪90年代的所谓“台海危机”,亦是台湾当局背离“一个中国”原则、进行分裂活动所致。

其三是统一方式易为国内主要任务与统一斗争态势所左右。台湾既为旧时政权残余力量所割据,新兴政权统一台湾的方式则不外有二:或是兵戎相见,亦即武力方式;或是对话协商,亦即和平方式。而在付诸实施过程中,二者未始必居其一,只是孰主孰辅、如何兼施的问题。一般而言,新兴政权于底定大陆以后,为求根基巩固、国力充实,须以主要精力兴利除弊、促进社会稳定与繁荣。在此情势下,台湾当局只要不以武力构成对大陆的严重威胁、不将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新兴政权便寄希望于和平统一,而在军事上则取守势。当此期间,如若“两不”中之一种情况改变,新兴政权则必诉求武力统一,而将和平方式降为辅助手段。清郑对峙期间,清廷面对大陆因鼎革而出现的混乱凋敝局面,文治武攻并施,与民休养生息。及至康熙帝亲政,尤“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会,曾书而之宫中柱上”。[28]其间清廷对台戎务处于防御状态,而以“招抚”为主的对台和议则不下十次。[29]直至平定“三藩”,康熙帝鉴于郑氏集团顽守“外国之例”拒和偏安,遂以重兵“进剿”。时至20世纪中叶,新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因美国利用朝鲜战争爆发之机横加阻挠而延宕。及至朝鲜停战,大陆逐渐进入全面建设与探索发展道路时期。中央政府自50年代中期始,在统一方略上历经“一纲四目”政策的酝酿直至“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以此推动台海两岸对话、交流与和平统一。但此过程不乏诸如1954年及1958年的金门炮战、90年代解放军在台海的四次军事演习之类的军事反击,矛头所指或是台湾当局对大陆的军事挑衅以及国际反华势力鼓动“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或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此亦表明,新兴政权不论如何求得台海两岸和平统一之实现,都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方式亦即战争。因为战争毕竟“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当政治目的无以正常达到之时,惟有借助战争方能“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30]清初倘无施琅依照“因剿寓抚之法”率军“先取澎湖以扼其吭”,[31]便无以使郑克塽等遣人赍降表“请交伪册印,率众登岸,以求安插”。[32]同样,新中国在争取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同时,如若不对国际反华势力阻挠中国统一以及“台独”势力分裂国家的图谋始终保持强大的武力威慑,则无以使和平统一得到切实保障,亦无以使台海两岸最终实现统一。

参考文献:

[1][14][17][22][23]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20,17,107,28,32页。

[2]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第279页。

[3]杨英《先王实录》校注本,第244页。

[4]《中国台湾问题》第1~2页。

[5]施琅《台湾弃留之利害析》,《靖海纪事》卷下。

[6]《台湾文献丛刊》第288种第80页。

[7]《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3期第161页。

[8]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167页。

[9][19]连横《台湾通史》下册,第508,721、730页。

[10]夏琳《海纪辑要》。

[11]《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98页。

[12]《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汇编)》,第234~235页。

[13]《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1,第8页。

[15]江树生《郑成功和荷兰人在台湾的最后一战及换文缔和》,台北《汉声》1992年9月,第45期第73、78页。

[16]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

[18]刘红《李登辉其人》,《世界知识》1999年第16期。

[20]《论三逆》,《啸亭杂录》卷1。

[21][26][28][32]《清实录·圣祖实录》卷96,第15页;卷97,第5页;卷154,第10页;卷111,第24页。

[24]《台湾外记》第312页。

[25][27][31]《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252,276,80页。

[29]王政尧《简论清初收复台湾》,《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9页。

关闭窗口

地址:临江校区: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临江后街116号        邮编:118001
            金山校区: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文化路325号            邮编:118003

 辽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