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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反腐倡廉思想及其中国化发展——又读《法兰西内战》
2016-05-18 18:22  

论马克思反腐倡廉思想及其中国化发展——又读《法兰西内战》

2015/6/24 14:19:49 阅读次数:139

沈慧

摘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内容摘要:在我国反腐败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是开启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思想中国化进程的源头,《法兰西内战》即是马克思反腐倡廉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对巴黎公社存在过程的叙述,马克思表达了他深刻的反腐倡廉思想: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中建立廉价政府的愿望通过巴黎公社的实践得以实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规范公权力行使的程序和范围,限制权力滥用,奠定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克思的反腐倡廉思想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影响深远,我们党和国家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事关党的建设和国家兴衰的重要工作来看待和落实,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思想的中国化理论成果。

关键词:反腐倡廉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巴黎公社 廉价政府

腐败从字面上理解指事物的腐烂变质,从引申义上理解是指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思想、行为以及制度、组织、机构等的堕落、混乱和黑暗。根据牛津版辞书和朗文版辞书的解释,腐败为人们社会行为的退化堕落,尤其是指掌握权力的人的非道德,非法的行为、过程或影响。[1]P14这一解释明显包含了对腐败的否定性评价,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对腐败用更符合中国语境的表达加以界定:即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打破正常秩序或者规则,谋取私利,满足私欲,严重损害公众和他人利益的不道德的行为。[2]P25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在我国表现为贪污和贿赂犯罪。社会历史进程的事实告诉我们,腐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屡屡发生的历史现象,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不懈的与社会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反腐倡廉是事关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活动需要创新的理论加以指导,在我国反腐败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是开启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思想中国化进程的源头,《法兰西内战》即是马克思反腐倡廉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异常复杂,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更为尖锐,社会制度的弊端以及社会环境的黑暗暴露无遗,腐败更是寄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肌体上的恶性毒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产阶级有了惊天动地的壮举,即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了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巴黎公社。马克思对于这一事件极为关注,经过广泛地搜集资料和深入地研究思考,创作了《法兰西内战》,当时这部著作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发表的。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叙述了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背景以及巴黎公社存在72天中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尽管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巴黎公社的政治实践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值得借鉴。可以说,巴黎公社建立政权的实践活动为马克思表达其反腐倡廉思想提供了宣传平台。

1870—1871年,在普法战争的背景下,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阿道夫·梯也尔作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对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规定:法国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省全部和洛林省一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占领法国6个北方省),1871年3月18日巴黎市民发动起义,反对以梯也尔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自称为国防政府)的统治,法国政府随即迁往巴黎城郊的凡尔赛宫。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于3月26日举行了公社选举,3月28日正式宣布成立巴黎公社,同年5月28日巴黎公社即遭到法国政府的血腥镇压,以失败告终。在巴黎公社的存在过程中,梯也尔可以被视为与其对立的核心代表,马克思即从梯也尔这个资产阶级政客的不良履历开始了这篇宣言。综观全文,马克思对梯也尔的评价一目了然,“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3]P37、“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3]P40等等,无不形象生动地刻画了梯也尔丑恶的嘴脸。马克思通过对梯也尔政治生涯的描述和评价,抨击了当时法国政府的极端腐败和社会制度的黑暗腐朽,“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3]P40可见,腐败的种子早已深深地植入了资产阶级政府的灵魂之中,“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3]P54针对这种现状,巴黎公社在巴黎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了无产阶级反腐倡廉工作的最初尝试。

一、明确国家性质,建立廉价政府

以往的政府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国家政权的性质是“资本压迫劳动,进行社会奴役和阶级专制的机器。”[3]P53对比下来,马克思认为“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而巴黎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之初是否真正明确认识到未来政权的性质则需要探讨,正如马克思在文中叙述的,“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的口号,的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3]P35在后文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了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P5859马克思的写作思维可能恰恰印证了巴黎无产阶级对公社性质认识从模糊到逐渐明朗的过程,同时也意识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P52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铲除腐朽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清除腐败根源,这些认识集中体现在巴黎公社为建立廉价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政令措施上,为此而做出的各种努力也更加坚定了巴黎公社未来政权性质的认定方向——无产阶级政权。

廉价政府,其核心要义就是以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产生优良的政府治理绩效,即要把人民的政府构建为精干、廉洁和高效的无产阶级政府。[4]P49简言之就是政府开销适当,把不该花的钱都节省下来充实到国库当中,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谋取福利。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打出类似的口号以收买人心,换取民众的支持,就连贪得无厌的梯也尔也曾经向巴黎选民描述过“节俭共和国”的美好愿望,但最终只有他自己受益匪浅。让人们惊讶的是,犹如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真正地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口号。它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取消了政府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即国民自卫军,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3]P5556巴黎公社颁布的用国民自卫军代替资产阶级旧军队的法令内容是:废除征兵制;除国民自卫军以外,任何军事力量都不得建立、不得调入巴黎;国民自卫军由一切能服兵役的公民组成。[5]P575废除常备军可以说是马克思大为赞赏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措施,而且还可以减轻国家财政巨额的军饷负担。国家官吏包括警察、各级行政官员、法官等,在公社执政之前,法国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庞大的中央国家机构在城市里有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议员、凶暴的济贫所监护员为其补充,在乡村里有实际上是世袭的治安法官为其补充。”[3]P57公社执政后将这些人员都转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3]P55也就是说,公社取消了公务人员的高薪制和特权待遇,把他们由国家财富的寄生蚕食者剥离为负有责任的国家服务工作者,结果是“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此一举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3]5758另外,在公社建立廉价政府的过程中附带产生了扩大同盟战线的积极效果,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工人阶级的政权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3]P62正如马克思评价的,“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3]P63

二、规范公权力行使,奠定民主基础

围绕巴黎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廉价政府的工作安排,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序,限制权力滥用,保障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政权不走阶级统治的老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列举了相关措施:第一,实行普选制,废除资产阶级议会制。“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3]P55公社通过制定法律保障普选制的正常运作,每一个代表都要受到“限权委托书”的约束。公社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并不是否认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必要分工,而主要是揭露资产阶级虚伪的欺骗人民的行径,表面上以倡导民意为幌子,背地里却把国家实权交给政府任意支配。第二,整顿司法机关,实行法官选举制。1871年4月16日,公社司法委员会颁发公告,宣布要选举产生司法机构。在4月22日的公社会议上,司法委员会关于起诉法庭的报告中,又一次确认法官选举制。[5]P576“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3]P56第三,摧毁精神枷锁,实行政教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是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精神压迫的工具,因此宗教和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成为令人畏惧的“僧侣势力”。为了便于他们的精神统治,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也被限制或剥夺,这大大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对此,公社采取的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 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地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3]P56通过一系列正确有力的政策措施,公社成就了一个新的巴黎,“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3]P66

马克思在文中明确提出公社所采取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廉价政府的努力是“为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3]58可见,真正建立民主制度,切实实现人民民主是公社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资产阶级常常标榜民主,但其实是以其本阶级内部的民主来欺骗广大群众,相比之下,巴黎公社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正如恩格斯所说,公社革命就是“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6]P228所谓“新的真正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权力,人民管理国家。[5]P582巴黎公社正是按照民主的要求设计了自己的执政方案,处处践行了民主的标准。公社就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坚强的组织来合法适当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3]P95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的公社民主充分体现在经过普选制的选拔,组成公社的各相关职能部门,从而,“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他们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相当微薄,……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私有。”[3]P9697在奠定真正民主制度基础的公社环境中,腐败的种子怎么能够生根发芽呢!对于巴黎公社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恩格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6]P228

三、马克思反腐倡廉思想的中国化理论发展

马克思的反腐倡廉思想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影响深远,我们党和国家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事关党的建设和国家兴衰的重要工作来看待和落实。从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中反复地出现了对贪污腐败的严厉抨击,如“打倒土豪劣绅”、“取缔贪官污吏”、“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等等,包括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纪律要求也处处以廉洁自律为标准,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形成了优秀的品质和优良的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廉政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始终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高度肯定陈云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放松党风廉政建设,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思路,对于腐败问题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加强党内监督,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路帮助人们实事求是地分析现状,增强反腐败的信心。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如2007年胡锦涛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他又明确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于部要模范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模范地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做出表率。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要求“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巩固和发展全党动手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局面。”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他强调,要坚持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全党动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格局。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反腐倡廉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全党动手。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他又要求,各级党委务必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坚决支持纪律检查机关依照党章开展工作。

综上所述,我国各代领导人对马克思反腐倡廉思想不断继承与发展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反腐倡廉思想理论不断中国化和先进化的保证,这突出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坚强决心。在长期反腐败的斗争中我们形成了丰富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经验,这都是我们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宝贵财富,但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腐败现象也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隐性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为我们今后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应立足现状,结合马克思反腐倡廉思想及其中国化发展的成果,深入研究如何应对和治理现在和未来复杂多变的腐败现象。总之,反腐倡廉工作,我们仍须不断探索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黄少平:《“腐败”定义探析》,载《大连干部学刊》[J],2006年6月(第6期)。

[2]易劲鸿:《不同文化背景下腐败定义的启示》,载《党政干部文摘》[J],2006年10月,第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4]胡帆、陈宇宙:《节约型政府: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在中国的践行——读有感》,载《学术探索》[J],2008年10月(第5期)。

[5]李光灿、吕世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修订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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