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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抗战思想的伦理意涵
2016-05-18 18:00  

毛泽东抗战思想的伦理意涵

2015/12/9 10:35:32 阅读次数:9

李彬

《伦理学研究》(2015年第04期)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抗战有着多方面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伦理意义。中华民族不屈的英勇斗争和团结抗战,使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得以在毛泽东这里充分发展并被赋予新的内核,使其得到了深化。主要表现理性的爱国主义、民族的英雄主义、革命的功利主义以及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尊重。

关 键 词:毛泽东/抗战/伦理

作者简介:李彬,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副编审,哲学博士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许多讲话和著作,比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纪念白求恩》、《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顿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等等,是围绕抗战而展开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的思想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其伦理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与此前不同的是,他的伦理思想更加理性,更加内藏,也更加深沉。今天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以伦理学的视角来解读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论述或者有关抗战的论述,就会发现其中饱含着毛泽东围绕抗战而表达的道德情感和伦理情怀,内涵着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等相关联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精神、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革命功利主义以及群众观的伦理意蕴。下面我们择其要者论述之。

一、理性的爱国主义

毛泽东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怀,特别是他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可谓早已“怀恨在心”。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卷入战争而无力东顾之机,加紧扩大侵略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在5月7日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这件事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刺激,他在湖南一师师生们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抒发抵抗日本、救国图存之志。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写道:“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52页)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来,毛泽东对日本侵略本性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由此,其爱国思想也变得更加理性和成熟,代表了中华民族爱国精神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

首先,毛泽东爱国精神的成熟和理性来自对本民族的自信。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8年7月毛泽东为延安《解放》周刊纪念抗战1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专刊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1940年7月5日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3周年的文章中说,“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团结到底》)

在此,说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是理性的爱国主义,也在于他所坚持的是科学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不是淳朴的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而是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胸有成竹。抗战中,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思潮,毛泽东通过冷静分析中日力量对比、战术和战略、军力和人心、国内和国际,以一篇《论持久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础。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必胜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以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力量以及抗战的正义性。他说:“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论持久战》)

在抗战的初始阶段,一些人基于急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冲动,而对抗战采取了速胜的想法,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盲目的不理性的爱国热情:“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

针对有人对共产党军队游击战术的批评,毛泽东给予了理性的回应:“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拼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论持久战》)

其次,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是以民族团结为基础的爱国主义,这反映在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坚持。毛泽东力倡在爱国的旗帜下要争取团结抗战的最大多数,并且始终强调坚持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指出:“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毛泽东文集》第1卷)

以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为标志的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于1941年5月8日发表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中央指示。毛泽东认为在国共矛盾和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毛泽东在此告诫那些错估形势的同志,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不要怀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性,对那些愿意团结抗日的各种人,包括汉奸和伪军都应该进行爱国和民族大义的教育,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反映了共产党为民族解放的大计而顾全大局、科学领导统一战线的良苦用心,也是毛泽东求真务实而坚强淡定的爱国心态的表现。

再次,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结合的爱国主义,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新发展。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来褒扬和怀念这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他说:“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更是全面论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以及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抗战胜利的意义。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毛泽东的这种中国必胜而日本必败的信心以及与国际主义结合的爱国情怀,都是来自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正义而中国抗战的正义性的判断,在多个场合和多篇文章中,毛泽东都表达了对日本侵华的强烈谴责和义愤。

二、民族的英雄主义

毛泽东13岁就读东山学堂时,写了“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诗,就呈现出一种少年豪气。在离家留给父亲的信“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中也透露出少年毛泽东立志有为的强烈冲动。而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的英雄情结和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不知令多少人折服。在抗日战争中,作为一党领袖和独立军队领导人的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得到了完美的释放,其对英雄的向往也由个人情结升华为民族的英雄主义。

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代表共产党表现出决不妥协的斗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为此迅速做出反应。7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13日,毛泽东为抗战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毛泽东接受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访谈。当斯诺问道“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时,毛泽东坚定地回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综观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主义是有具体的奋斗目标的英雄主义,是为民族解放的英雄主义,而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无疑应该成为这种英雄主义的践行者,这与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是一致的。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新民主主义论》)

从毛泽东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强调的是,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样的英雄:“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地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团结到底》)因责任重大,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在民族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模范:“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团结到底》)

毛泽东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抗战的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远见卓识的模范、团结的模范,这是由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阶级使命和民族命运决定的。

这种英雄主义同样是基于正确认识和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英雄主义,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和盲从的英雄主义。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到“以土地换时间”的持久战策略时,批评了那种拼命的英雄主义。他说:“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自流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种英雄主义实质上是对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抗争、反抗压迫的精神在抗击日本侵略战争中的集中反映和突出表达。毛泽东眼中的英雄主义是集体的英雄主义,是为着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雄主义,因此是民族的英雄主义。在抗日战争中,他始终放眼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来抒发那种勇敢的、坚定的和智慧的英雄主义对民族的意义,也始终站在全民族的角度来倡扬这种英雄主义。1942年5月18日,指挥远征军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戴安澜将军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他在抗日战争中战功显赫,堪称民族英雄。1943年3月,毛泽东为纪念戴安澜将军赋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表达了对民族英雄牺牲的怜惜之情,这种感情也多次出现在毛泽东对牺牲了战友和友军将领的追思中。

三、革命的功利主义

革命功利主义是毛泽东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段时间正是抗日战争处在相持的艰苦阶段,集中反映了毛泽东为赢取抗战的胜利而采取的革命手段和革命目的相统一的思想,因此,革命功利主义思想是抗战中的正确指导思想,也是革命道德的核心思想之一。

自近代乃至抗日战争以前,启蒙和救亡的矛盾构成了思想界论争的焦点。而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促使救亡压倒启蒙。但在知识阶层,特别是在延安的文艺界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还存在模糊的地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使文艺服务抗战的问题等,需要得到澄明。于是就有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就有了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明召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革命的功利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这一意义上讲,革命的功利主义具有完全的道德合理性,而那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高尚论调都违背了这种道德的合理性。关于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混乱”,1943年整风后期的一份共产党的重要党务广播稿上曾作了这样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450页)

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反对抽象的启蒙的,反对从所谓人性的角度来谈革命。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认为:“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在这篇讲话中初步形成了毛泽东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伦理观。

除了表现在文化上外,毛泽东提出的革命功利主义还适应于团结抗战。“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一切为了抗战和一切为了团结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各社会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首先设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在抗战时期同样适用,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离不开国内阶级和阶层的分析,而阶级之间的斗争应该服从抗日的胜利,这一点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

“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毛泽东同样强调“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更是表明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四、唯物主义群众观

群众观是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反映了对人民群众的道德态度,在抗战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日益走向成熟。

“兵民是胜利之本”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并且专辟一节论述,是毛泽东对群众主体地位重视的表现,同样蕴涵着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尊重,而这来源于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及其一贯的平民气质和务实作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首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总结过去革命的经验说:“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促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新民主主义论》)因此,毛泽东认为,如果撇开农民,三民主义就是不彻底的,而抗战也不能取得胜利。在抗战的问题上,要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于1943年11月29日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其次,要平等地对待群众。

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设,毛泽东警告那些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要“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毛泽东还细心地建议“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而在军队中,要实行官兵一致。“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论持久战》)“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论持久战》)

再次,要为群众服务。

这是对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与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道德素质要求是一致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政策》)“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干部政策》)“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反对自由主义》)

在著名的《纪念白求恩》的讲演中,毛泽东批评了那种对人民群众漠不关心的作风,褒扬了那种真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品质。“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毛泽东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反映了他对人性之幽暗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共产党人党性进步的极大期望。

全民族抗战的宏大历史事件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也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反映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统一。

抗战时期毛泽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中的伦理意涵是既是特定历史使命与他个人情感碰撞的产物,也是他在这一时期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现。他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全局把握抗日战争,在这些讲话或论著中,毛泽东没有高喊道德的口号,但可以全面折射出他强烈的爱国情感、真挚的群众情感、深沉的英雄主义和对不正义侵略战争的愤怒情绪。

注释:

①本文参考的毛泽东关于抗战的有关论述多集中于《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以下引用只注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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