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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解读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哪些能耐脱颖而出?
2016-05-18 16:33  

独家解读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哪些能耐脱颖而出?

2016/1/4 14:29:58 阅读次数:3

郑文浩

(2016年01月03日)凤凰军事http://news.ifeng.com/a/20160103/46924745_0.shtml

郑文浩(微信公众号:诤闻军事)

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八一大楼隆重举行。陆军是我党最早建立的武装力量,这就不用说了,火箭军是二炮的升级版,体现了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自不需要讳言,那么这支战略支援部队可就太神秘了。

因为在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这就意味着,战略支援部队,是和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平级的独立军种部队。而相对于陆军的“正名”和第二炮兵到火箭军的“命名”升级,战略支援部队成为解放军自二炮成立以来,诞生的唯一新军种部队。从现代化高技术局部战争来看,陆海空军以及战略核打击部队基本上囊括了主要的作战方式和战场环境,那么这支战略支援部队,又有哪些能耐,能够脱颖而出横空出世呢?

在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上,习主席对战略支援部队进行了如下的定性:战略支援部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是我军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点。战略支援部队全体官兵要坚持体系融合、军民融合,努力在关键领域实现跨越发展,高标准高起点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加速发展、一体发展,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战略支援部队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新型作战力量、新质作战能力、体系融合、军民融合、关键领域

新华社新闻显示,战略支援部队的首任司令员是高津。网络资料显示高津是江苏靖江人。1985年高津进入解放军第二炮兵指挥学院。2006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担任解放军第二炮兵第52基地司令员。2011年12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参谋长。2013年8月,晋升中将军衔。2014年7月,调任总参谋长助理。2014年12月,升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并取代比其年长1岁的副总参谋长乙晓光中将成为最年轻的正大军区级将领,也是军事科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

在2015年11月2日,也就是高津在成为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的前60天,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题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的署名文章。文章中特别提到:世界新军事革命是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构成和关键变量,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前所未有。面对这场继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军事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划时代军事革命,世界主要国家竞相调整军事战略,加紧推进军事转型,以信息化为核心重塑军队组织形态、重构军事力量体系。战争形态处于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跃升的质变期,核威慑条件下陆海空天网电一体化联合作战日益成为现实,战场从传统空间向极高、极深、极远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拓展,非对称、非接触、非线式作战样式更趋成熟,制信息权成为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战争制胜机理深刻改变。

高津司令员所说的核威慑条件下陆海空天网电一体化联合作战,其中的“天”,就绝不是指的火箭军部队的导弹,而是外层空间,“网”则是网络空间,“电”则是电磁空间。现代化高技术局部战争,陆海空军部队仍然是决胜的关键,而争夺的战场也主要在陆海空空间进行,但信息化战争的一个典型特色,就是非对称、非接触、非线式作战,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环节,就是在外层空间、网络空间和电磁空间的“这三个特殊战场”。电磁空间由于受距离和物理隔绝的影响很大,通常只具有战术意义。而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则是极高、极深、极远物理空间和无处不在的虚拟空间,从而具有战略上意义。在这两个战场上的拼杀,没有血肉横飞,但凶险却比常规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军队能否拥有对应的力量建设和健全的指挥反应机构,其结果将对常规战场的胜负产生重要甚至绝定性影响

这就是“战略支援”的含义所在。从逻辑上推理,中国战略支援部队,很可能就是针对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新型作战力量”,赋予我军“新质作战能力”新增长点。

为了获得这种“战略支援”的能力,军事大国都曾争相成立天军(外层空间部队)和网军(网络战部队)。美国的外层空间部队,从“政令”体制上,分属陆海空三军部队,包括陆军的空间和导弹防御部队,海军的舰载反导部队、空军的C4ISR和空间卫星使用部队,而在“军令”系统上,这些部队则统一归美国战略司令部指挥。在2009年,美军又在战略司令部之下成立了一个新的下级司令部,即网络战司令部,统一指挥美军陆海空陆战队的网络战部队

俄罗斯在201112月成立了空天防御兵,但当时这一部队仅具有兵种和战役级地位,只有管辖中央军区空天防御部队的权力,但无法解决俄罗斯空提案防御力量统一指挥的问题。201581,俄空天防御部队和空军、防空军合并,组成了空天军。也就是现在俄罗斯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空军。空天防御部队仍将由俄罗斯总参谋部统一指挥,而直接领导将是空天军总司令部。空天军将负责统一管理执勤的空中、防空和反导力量,以及俄罗斯轨道卫星集群航天器的发射和管理。另外,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和太空监控系统也属于空天军管辖范围

从公开资料上看,目前为止俄罗斯还没有像美军那样成立专门的网络战部队,更没有设立专门的统一指挥机构。

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得以利用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来实现军事上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有机会、有能力、有胆识打破旧有的军队体制,来适应新形态战争的要求。如何构建并统一指挥全国性的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防御体系,美国和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争霸过程中,曾经耗费巨资开发了大量空间军事平台和武器系统,但美军的空间系统几乎都掌握在空军手中,而苏联则成立了战略火箭军部队。可见,美军是依托军种构建空间防御体系,而前苏联是成立新的军种

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原有战略火箭军的基础上,划出了一个军事航天部队的独立兵种。2011年3月,俄罗斯又以军事航天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空天防御兵。然而在美国核武器、全球快速打击、反导等太空力量的压迫下,俄罗斯空天领域仍然是割裂的,痛感其面临的空天袭击威胁日益严峻,而同时本国又没有统一的空天防御指挥机构。为切实维护俄空天领域安全,为实施未来的空天战略性战役创造更好的组织和技术条件,俄军于2015年8月组建了空天军。然而不得不说的是,所谓的空天军,等于俄罗斯回到了美军的老路上,即依托空军重新构件统一的空间防御体系。这说明,俄罗斯虽然认为自身空天所遭受威胁很大,但其经济和技术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建立一个有发展、有前途的独立军种,而只能在空军的基础上“苟延残喘”

相对于俄罗斯的无奈,美国空天力量发展则有些故意玩平衡。美国空天力量的主要部分在空军,然而在“反导”这个美军在21世纪最重要的空天军事动作上,主要的操作者却是美国陆军。除了海军的“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之外,美军的陆基中段反导、THAAD和爱国者终端反导,都是美国陆军在掌控,而且是一帮陆军军人在美国空军基地中操纵电脑。当然,无论是陆海空军人,他们最终都统一听从美军战略司令部的指挥。但美国依托不同军种构建空间防御体系,仍然体现了固有军种平衡思维的思想。这是因为美国军费体量极为庞大,尤其在冷战期间,这使得美军各军种都有资金研究新技术的挑战。而1986年新国防部改组法通过后,美军的做法就是从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角度,统一“收缴”指挥各军种新作战力量进行整合。而美国网络战司令部的成立,也同样是这一方法的产物。

美军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各军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可以在竞争中优化选择,但缺点在于存在巨大浪费,且各军种在平时互不统属,很难在战时统一行动。固然美军改革突出了联合作战的思想,但各个军种文化毕竟不相同,而且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所需军事人员都数量少、人员精干,如果再人为形成不同军种背景,就有点“为了联合而联合”刻意之感。

相对于美俄,中国军队的优势,是在军事革命的时间尺度上,技术变革和军队变革几乎同步进行、同步起飞,这使得中国军队有机会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在借鉴外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合理地规划军种建设。而中国国力和科技水平的快速增长,也让中国新军种的建设不至于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空想尴尬。

在反导领域,中国国防部已经证实,在2010年1月11日、2012年9月11日、2013年1月27日、2014年7月23日分别进行了四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在反卫星领域,中国外交部在2007年1月承认进行了反卫星导弹试验。而外媒猜测在2010年和2013年中国还进行过两次反卫星武器试验,但未获得中方证实。在太空平台上,中国从2010年开始,进入年均15次以上的密集发射阶段,年均卫星增长数量达到20枚左右,建立了天链、北斗、高分、遥感等一系列卫星家族,目前在轨卫星数量已经超过俄罗斯,仅次于美国。在2014年的MH370失联事件中,中国紧急调动海洋、风云、高分、遥感等4个型号,近10颗卫星为地面搜救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在网络技术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不但诞生了一批像阿里巴巴、腾讯的世界级网络企业,也出现了像华为这样的网络技术巨头。中国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上,已经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但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受到网络侵害最严重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考虑国家的网络安全,其中也包括建立统一的网络防卫力量和体系。

毫无疑问,新军事革命已经证明,外层空间是推进我军“体系融合”的重要高地,而网络空间则是体现“军民融合”的典型范例,这两个空间则是中国军队历史性改革的关键领域。中国战略支援部队的成立,将可能是世界上首次不依托传统军种而建立统一的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防御军事力量体系。这项创举必然会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附:

高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

《解放军报》(2015年11月02日第06版:热点观察)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高度,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大决策。坚定不移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强军目标、支撑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是打赢未来战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战略需要,关乎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军事改革是古今中外建设强大军队的历史铁律

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对待改革的态度和作为,直接决定着军力强弱和战争胜负。世界军事史不断上演这样正反两方面的活剧。以苏联为例,经历过二战苦难辉煌的苏联红军,战后改革的步伐日趋停滞,自我革新、自我纠错的功能日渐萎缩,成为强大苏军走向崩溃的病根。美国中情局前高官威廉·奥多姆认为,苏军“组织结构在60年代固化下来”“军事政策方面的方针性变化实行起来极为困难”“部队体制、军工生产方面的改革难以筹划,定下来也不可能落实”。反观美军,战后改革步伐从未停止,1947年组建国防部,60年代麦克纳马拉推出以PPBS系统为中心的国防管理革命,1986年出台《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当前信息化军事转型持续向纵深推进,可以说打一仗改一次、改一次进一步,美军力图通过不断改革,保持对其潜在对手的军事优势。

军队改革蹉跎不前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以天朝自居、闭关锁国的清政府,错失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军事上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导致在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的三十年间,中日同时进行以“自强”为目的的近代化军事改革,但结果却悬若天渊。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圭臬,满足于简单引进仿效西方近代军事技术,而不敢触碰落后的封建军事制度的根本,满足于当“以新补旧”的裱糊匠,而不敢撤换已经腐朽的“四梁八柱”,始终不出“制器”“练兵”四个字,未能将改革由器物层面推向制度层面。清末著名学者宋育仁针砭洋务运动:对于西方国家“不师其法,惟仿其器”“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日本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为国策,一方面勒紧裤带从西方购置先进武器装备,一方面仿照欧美建立起义务兵役制度、军政军令分离的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体制、师团制陆军部队和常备舰队、初中高级院校配套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实现了对军事思想、军事战略、作战方法、武器装备和体制编制的全方位近代化改造。19世纪70年代,中日同时派员考察欧洲军事,中国咨询船炮器械,日本则考察学校教育,德国首相俾斯麦预言:“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由此观之,甲午战争的胜负,早在战前中日两军的改革中已见分晓。

改革图强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习主席指出:“我军改革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接续递进、波澜壮阔的改革史。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成功地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人民军队建军治军的根本原则制度、基本组织架构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制定了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确立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五统四性”正规化建设要求,推动我军由单一陆军转变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立起现代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奠定了我军建设改革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领导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走上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进程中,江泽民着眼解决“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确立了我军建设“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改革目标,开启了我军军事体系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之路。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着眼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以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体制、军事管理创新为抓手,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着眼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亲自领导设计改革强军蓝图,引领我们开创强军兴军的新局面。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顺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实现我军跨越发展的时代抉择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战争加速演进。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深刻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塑造大国博弈态势,影响国际战略格局走向。习主席指出:“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给我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世界新军事革命是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构成和关键变量,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前所未有。面对这场继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军事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划时代军事革命,世界主要国家竞相调整军事战略,加紧推进军事转型,以信息化为核心重塑军队组织形态、重构军事力量体系。战争形态处于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跃升的质变期,核威慑条件下陆海空天网电一体化联合作战日益成为现实,战场从传统空间向极高、极深、极远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拓展,非对称、非接触、非线式作战样式更趋成熟,制信息权成为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战争制胜机理深刻改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差距,我军军事体系是在机械化战争条件下和打大规模地面战争背景下形成的,整体上仍属于陆战型、国土防御型的结构;军事功能还不能满足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的需要,还不能满足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需要,还不能满足履行大国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

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我党我军始终高度关注、积极应对,努力推进军队技术形态、理论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习主席军事战略思想和作为其政策化体现的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着眼国家由大向强跃升的战略位势和战略需求,深刻阐述了军事战略指导带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军理论形态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就是要紧紧扭住强军目标这个牛鼻子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把战争基点、战略指导、战略布局、作战思想等一系列新筹划新设计,贯彻落实、转化运用到军队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上,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着力解决长期困扰我军、羁绊强军兴军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军兵种力量规模结构、军队政策制度、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在进一步缩小我与强国军队“技术形态差”的同时,加快解决与强国强军要求不相适应的“组织形态差”,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保障。

百舸争流、千帆竞渡。我们要赢得战略主动权,就必须树立停滞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强烈忧患意识,树立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战争高度负责的使命意识,树立充分利用国家发展“三个前所未有”战略态势的机遇意识,不失时机地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引向深入,推进到新境界新高度。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曾说:“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明天改革就会更加复杂,再迟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了。”战略机遇期对国家来讲是通过改革发展实现经济实力跃升的相对和平期,对军队来讲是通过改革备战实现军事能力跃升的有限窗口期。能否维护战略机遇期,能否从容应对战略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和速度,取决于军队通过改革凝结起来的慑战、止战、胜战的威慑和实战能力。机遇对各方是同等的,本质是竞争性利用。我们只有抓住机遇、锐意改革,才能跟上时代、引领时代,才能超越自我、超越对手,才能实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在强国进程中实现强军的战略举措

“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习主席指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兼顾发展和安全,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融入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统筹筑牢安全和发展两大基石,既是强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

能不能把富国与强军辩证统一起来,历来是大国能否实现崛起的关键。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追溯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分析了国际体系中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军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他认为大国兴衰的基本规律:财富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如果一个国家把大部分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是用于创造财富,从长远来看很可能导致国力削弱;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度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国富而兵不强,像我国历史上的宋朝、晚清,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经济体量,但终究落得个丧权辱国的惨境。穷兵而黩武,像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冷战时期的苏联,虽然军事实力称雄逞强于一时,但终究难逃失败崩溃的命运。

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至关重要。实现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步增长,不断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艘大航船行稳致远的战略“压舱石”,也是我们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战略着眼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要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必须统筹应对经济上“中等收入陷阱”和安全上“修昔底德陷阱”两种战略风险,必须实现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平衡发展、融合发展,在资源投入上追求“1+12”效应,在建设效益上追求“1+1>2”效应,让经济与国防两个拳头都硬起来,真正做到孙子兵法所讲的“以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战而屈人之兵”。

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建国初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这一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等一系列重大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明确把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随着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的迅猛发展,军事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的关联度空前紧密,军民一体、平战一体、前后方一体的战争特点越来越突出,军用资源与民用资源的相通性、相关性、替代性越来越明显,建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体系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共同选择。美国提出建立军民“无缝”契合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体系,90%以上的军队武器研制生产由私营企业承担。日本积极推行寓军于民、以民掩军政策,构建军、产、学三位一体的武器装备研发体系,民营企业科研机构承担着80%的武器装备研发任务。与世界强国相比,我国军民融合还处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军民相互融合的领域范围亟待拓展,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障碍和利益藩篱亟待突破。这就需要我们用改革的视野、改革的思路、改革的办法,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从体制、机制、法制上构建起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实现经济建设规划与国防建设规划、经济布局与军事战略布局全要素深层次对接;形成在重大基础设施和新型安全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充分更加高效地融合运用军与民两种力量、两种技术、两种资源,建设强大军队,形成强大军事能力,为维护国家和平发展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作者系军事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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